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博士后——裴迎新

　　一、个人简介 

　　裴迎新，女，2009年6月至2011年6月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做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研究员。 

 　　二、在站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内容及成果 

　　（一）对“疑似艾滋病恐惧症”的探索性干预研究 

　　“对‘疑似艾滋病恐惧症’的探索性干预研究”课题缘于对网络人群诉求的应对，他们自认为“HIV阴性感染者”或“原因不明病毒感染者”，相互影响拒绝临床医生的诊断，四处散播“病情严重”、“国家不作为”等言论，并联系媒体、频繁上访，一时之间成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信息传播日新月异的社会新形势下亟需应对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了解该人群的规模，事件性质及成因，我们以情牵公众健康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业心，率先开展了对该人群的调查工作。在该人群诉求日益激烈之际，我们的调查报告成为唯一一份可供采信的证据被卫生部采纳，所提对策建议也均转化为卫生部对该人群的后续调查及干预行动，包括： 

　　1.为卫生部决策提供的对策建议被充分采纳 

　　我们建议以卫生部的名义继续开展调查，对病友的申诉由地方CDC逐一入户深入调查，这样既便于了解真相，又化解了网络聚集的作用，上述建议被卫生部采纳并实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对该人群的应对问题。 

　　2.观点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安定了社会 

　　课题组成员曾光研究员、性艾中心吴尊友主任以及地坛医院感染科李兴旺主任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及“东方时空”，及时向公众传达科学信息。课题组的观点被主流媒体纷纷采纳，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平面媒体进行大篇幅报道；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等门户网站第一时间转载；搜狐、网易等多家视频转播，一时之间称为公众街谈巷议的话题，也正是得益于权威部门发出声音、正确信息的广泛覆盖以及及时传达，使得谣言顿止。时至今日，对该人群的媒体应对已成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先生对国内公共卫生事件成功应对并不时引用的少数几个典范案例之一。 

　　3.该群体的上访事态已日趋平息 

　　该群体的QQ群交流频次以及电话咨询人数均大幅减少，相较之前频繁上访而言，目前已少有上访的声息。有些病友主动声明，称在调整心态后，“病情”已好转，其中有人还将自己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发布在网上。 

　　该课题受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资助，2012年荣获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医药卫生科技创新项目突出贡献奖，排名第二。 

　　（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的分子分型研究”课题 

　　该课题采用多重PCR对菌株进行抗原特异基因及毒力基因的检测，并对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分子分型方法进行了拓展，在核酸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分型方法之外，首度在国内采用多位点串联重复序列分析（MLVA）研究对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分型效果，通过课题研究成果的应用，在黑龙江省建立起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的PFGE与MLVA分型数据库，提升了对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传染来源的分子流行病学追溯能力。其研究菌株既是对我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的菌种库构建的必要补充，其研究结果也为我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的MLVA分型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为亚太地区第二代Pulsenet的原则构建提供了参考。 

　　该项研究已达到同类研究的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该方法的发展成熟势必为监测控制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流行提供广阔的前景。通过分型可以鉴定比较菌株是否一致，对于疫情监测、传染源追踪、传播途径调查和识别等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该课题受到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2012年荣获黑龙江省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排名第一。 

　　二、在站期间最大收获及感悟 

　　2009年7月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处室陆续收到数十起投诉，投诉人大多为男性青年，知识层次较高，多有冶游史，都反映自己具有类似艾滋病的症状，而HIV抗体的多次检测却均为阴性。虽然临床医生诊断其为“艾滋病恐惧症”，但投诉者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坚持认为他们是“HIV阴性感染者”，也有一部分投诉者认为自己是“原因不明病毒感染者”。有人反映自己的配偶及子女也已受到“传染”，有人情况已持续数年之久。投诉者四处就诊检测，工作及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蒙受巨大精神压力，多人有自杀倾向，甚至想报复社会。投诉人称，他们曾向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和应急办以及国内医学界很多位著名专家反映过问题，并给温总理写过信。我的导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作为知名的流行病学专家，在应对甲流大流行的关键时刻，频繁接到他们的投诉电话，投诉者均强烈要求国家采取行动。 

　　经了解，所有病例都做过不止一次的HIV抗体检测，有些人的检测次数多达十几次、二十几次。还有的病例多次去临床医院就诊，少则花费数千元、多则十数万元，为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有的病例无法继续坚持工作而选择了辞职，致使有的人的生活都陷入困境。许多人盲目使用万古霉素、抗病毒药、干扰素、转移因子以及胸腺肽等药物，还有些病例向中医求诊。他们以多种方式上访到国家各部门，有些人认为政府不作为，极少数人甚至对社会存在敌意，而四处播散负面言论，试图扩大这一问题在社会中的影响。对此，曾光研究员认为该问题已构成了新形势下不容回避的公共卫生问题，首先需要有人对该人群的基本特征开展调查。 

　　为了解投诉者是否罹患了群体性传染病，彼此之间是否存在传播链以及客观的身体情况，为此特别建立了以曾光研究员为首的研究团队，由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对调查对象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由北京地坛医院临床专家对调查对象进行临床体检；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参比实验室对调查对象的血样进行是否感染HIV及梅毒、丙型肝炎病毒、CD4+ T淋巴细胞计数的检测；由病毒病所对嗜异种性小鼠白血病病毒相关病毒（Xenotropic murine leukemia virus-related virus, XMRV）负责检测，心理测评则由回龙观医院实施。我很幸运能够作为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了对病友的调查工作。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通过网络开展对投诉者的调查。通过以“红太狼”的网名加入该人群（以下称为病友）的网络QQ群，而在几近两年的时间内与病友进行信息沟通，并长期保持联络。另外我还承担了查阅文献，设计、起草研究方案，与该人群进行联络、对该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招募、组织志愿者进行临床体检、相关实验室检测及心理测评，联络相关学科专家，接受病友热线电话咨询等工作。 

　　这是我国公共卫生界首次对网络虚拟人群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无论是接触方式还是样本的选取都没有先例可供借鉴。我们的团队以其情牵公众健康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业心，率先开展了对该人群的调查工作。在该人群诉求日益激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之时，我们的调查成为当时卫生部能够采用的唯一一份对该人群的调查报告，从而避免了无据可依的尴尬。在我们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卫生部又继续开展了对该人群的随访及干预工作，卫生部的介入使我们看到了国家的责任、影响和力量。  

　　三、个人感悟 

　　博士后的两年时间弥足珍贵。面对自疑“HIV感染者”∕“原因不明病毒感染者”如此特殊的群体，我毫无经验，随时要倾听他们的呼声，容忍他们的情绪，甚至还要被少数人威胁、恐吓、诅咒、谩骂、侮辱，最难容忍的是各种颇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特别在我还不懂得取消QQ聊天中对方的闪屏震动时，无论我在书写材料，还是查找文献，思路都会被一次次中断。但两年的工作使我承受不良心理压力的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特别是以上种种都有我的导师和我共同经历，我的导师因为手机号很早就被莫名张贴在网上，而会在任何时间都可能接收到病友发来的短信，有些信息所反映出的深刻的怨愤令人无法理解。不知是什么样的心情，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会发出如此的短信，甚至用恶毒来形容都已太过温和。在这两年中，每个工作日我都与病友保持着联络，有些病友已经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向我倾诉他们的经历，描述各项痛苦的身体症状，甚至不止一位病友向我讲述与配偶的争执，请我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对他的妻子进行劝慰。虽然绝大多数病友都发生过高危性行为，但他们每天都为此懊悔，显示了人性的善良，令我同情，而这种同情心也成为我开展研究的动力之一。因为此项调查工作，我接触了这样一些人，或许在妻子怀孕的时候出轨，或许在出差时堕入高危，看惯了光明的我突然看到了人性的灰暗，我为他们感到惋惜。 

　　庆幸的是，我也得到很多病友的理解和支持。虽然我从未希冀过病友的感谢，但在完成一天工作最后一次对病友作答时，很多时候都有病友嘱咐我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向我的工作道一声辛苦，节日的时候给予祝福，或者长时间未联络的时候做一次问候。这些总是令我心中充溢着温暖，不再觉得心情烦躁，身体的疲劳也会顿时消弭于无形。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他们对父母妻子儿女的爱，目睹他们的彷徨挣扎；当有的病友告诉我，由于信任我们，症状已趋于消失时，我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 

　　因为调查是与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开展，中间也召开过很多专家论证会，使我有机会得以结识很多各领域的大家，听闻他们的见解，开阔了我的眼界。北京地坛医院的李兴旺教授，他两次主持对病友的会诊，临床理论深厚，对任何一位病友都本着“医者父母心”，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病友做出冷静客观的诊断，细致地回答病友所提的每一个问题，总是那么睿智、沉着，儒雅。“红丝带之家”的王克荣主任，于2005年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贝利·马丁奖”，她是充满爱心的一位女士，我多次与她沟通病友在地坛医院的体检安排，她会对诊疗流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认真考虑，包括对外地病友来京到地坛医院的交通信息都提供参考。她还负责对病友做现场心理疏导，总是耐心细致，不愠不怒，看到她，就会令人产生信任。每当有实验室的问题需要请教，我都首先请教病毒所的张智清研究员，是他对病友开展了XMRV病毒的免费检测，对病友赋予爱心及同情。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张建中研究员则参加了对病友在地坛医院的两次面谈工作，以一位资深细菌学家的视角，敏锐地对病友的情况做出判断。北京佑安医院的徐莲芝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的李太生教授，都数次回答病友关注的问题，和我们进行对病友诊疗情况的交流，从临床专家角度提出对病友的诊断以及分析。还有至今未曾谋面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湖北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他发现了中国艾滋病第一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着实让我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风范。虽然他工作繁忙，可是无论我什么时候联系他，他总会对我做出认真细致的解答，对我的邮件也总是及时予以回复。虽然我只是一位后学晚辈，并且从未曾有机会对他面访感谢，但他不曾对我有过一丝冷语以及多次联络请教的半点不耐。不能忘记全国主流媒体所做的正面报道，如“文汇报”的王乐记者两次参加地坛医院对病友的体检，与病友零接触，在切身感受病友的真实情况后，对病友进行撰文报道；“健康报”的郑灵巧记者、“中华医学信息导报”的王燕华记者都细致地向我们了解调查过程及结果，及时向社会公众做客观发布。还有很多我没有点到名字的专家和朋友，正是由于有他们的慨然相助，施以援手，我们的调查才得以顺利完成。 

　　虽然历经艰辛，我们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正如曾光研究员所言，如果将该人群比做一块坚冰，我们已了解到这块冰有多大，也了解到原本是水为什么会凝结成冰，如果我们能够把十分之一的冰融化掉，就是成功的干预。虽然现在就评价我们的干预效果还为时过早，但这块冰已在融化，这也是对我两年付出最大的安慰。卫生部的介入使更多的人参与了这项工作，也让病友们感受到国家的关爱和勇于担当。无论何时回首，我都会珍惜这一段人生经历。对该人群的应对也使我充满面对未来的勇气，教会我任何事情都要勇于去尝试，使我切身体会到“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出站后的发展情况及成果 

　　2011年6月博士后出站后留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任项目指导教师。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hinese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CFETP）于2001年10月成立。十多年来，在卫计委和中心的领导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支持下，项目创始人曾光研究员带领CFETP团队，凝心聚力，艰苦奋斗，截至2014年，已为中国培养了191名现场流行病学骨干，并成功调查多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再次验证了干中学培训模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使CFETP成为全球第二大国家级FETP项目，含有卫生应急、慢病防控和环境卫生三个主要培训方向。同时，CFETP的基本理念、模式、措施、方法、核心教学和管理队伍，也使我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和公共卫生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具备了重要基础和成功范例。 

　　作为项目教师，我负责带教学员，对学员的申请课题、现场调查报告、毕业答辩内容、国内及国际会议的投稿摘要进行修改，并对学员的现场调查进行指导。在CFETP第12期至14期核心课程期间，参加理论授课、案例教学以及外教部分授课内容的现场翻译工作。在2013及2014年亚洲国家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班及2015年中国—东盟流行病学人才培训班中，作为培训师资，对学员进行英语授课。对基层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内容包括流行病学基础理论及案例教学。 

　　继2010年首次招收慢病学员后，CFETP开始了慢病学员的培养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现任美国CDC常驻顾问George Conway博士2012 年来到中国，在环境及职业流行病学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CFETP于2011年在传染病应急及慢病专业学员之外，首次招收环境专业的学员，开拓了环境专业的培养方向。2013年1月，北京及全国多地遭遇严重灰霾天气，作为环境方向的带教老师，及时参与指导在读的两位环境学员进行灰霾与健康效应调查的课题设计与实施，以期为回应公众关注热点和为政府当前灰霾等空气污染管理工作提供依据。